
周二是高通首次有机会陈述自己的立场。该公司表示,FTC的诉讼基于“有缺陷的法律理论”。高通认为,客户选择高通芯片因为高通芯片是最好的,而且高通从未停止向客户提供处理器,即使双方关于授权存在纠纷。关于萨奥尔的证词,他解释称,苹果早在2012年就寻求爱立信、博通和英特尔提供服务,但没有一家公司能达到苹果需要的技术标准。
在编制分行业信用利差指数时,我们需要凸显利差中行业因素的影响,而摒弃其他因素的干扰,从而使各个行业的利差能够横向、纵向可比。总体上,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包括税收因素、基本面因素主导的违约风险溢价、流动性溢价、期限溢价,并受到含权因素、信用债市场供需、债券是否可用于质押融资、利率类型等其他因素的影响。其中,税收因素已通过使用国开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来消除;其余因素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,比如违约风险溢价与流动性溢价,信用债供需因素与流动性溢价,期限溢价与含权因素等等,具体如下:
衡量生态环境,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,到2035年,上海的目标是该数据超过13平方米。客观来看,与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等城市比,这一数字不算高。但与目前比,提升空间已经不小。考虑到上海自然生态资源的缺乏,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方向性的转变。作为中国顶尖城市的代表,经历粗放型的增长阶段后,上海正跟上国际名城的步伐,将城市的文明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。
成涛:首先第一个问题,中国概念美元债包括了中国政府发行的美元债,也包括大型金融机构发行的美元债,比如说四大行,那么当然也包括一些民企发行的美元债,这些债券多数是投资级的债券,也一些地产公司,小的民营企业发行的债券属于高收益级的债券。关于系统性风险,首先我们整个资产的敞口都与中国有关,如果中国经济崩盘是肯定是一个系统性风险。其次作为债券来讲,如果美联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超预期的大幅加息的话,可能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收益都有比较明显的上行,这也是系统性的风险。非系统性风险可能主要来自于不同行业、不同公司的一些情况,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。现在整体上来看,整个非系统风险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融资难,然后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或有债务的问题,总体上来讲还是可控的。
“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券商较多,由于部分券商规模较大或单项计提金额未达到披露标准,目前尚未披露计提,预计将有更多券商在2018年报中披露该业务减值情况。”一位券商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目前,多家券商手中部分质押股票业务形势不乐观。2017年10月份,中弘股份控股股东中弘卓业将其所持公司1.66亿股股份因融资质押给东吴证券(601555.SH),质押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0日,目前已退市的中弘股份将给东吴证券2018年业绩造成什么影响尚待揭晓。
一季度M2为何大增?财政支出带动的财政存款变动并非M2结构化变动的主因,2019年一季度,财政性存款环比减少6,927.31亿元,与一季度基建发力、财政支出发力相符合;而机关团体存款一季度环比增加7,667.66亿元,数量上大体冲抵了财政发力带来的财政存款减少。企业资金向个人存款的转化主导当前M2结构,由于金融机构有价证券投资、债券投资以及股票投资环比增加不大,目前企业信贷向个人部门存款的转移可能能够解释目前M2增速的结构化现象。